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典语句
在1844年有一件极具震撼力的事件发生，那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诞生。
在马克思在世之时，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以至于最早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梅林，都对此一无所知。
一直到20 世纪20 年代左右，这部手稿才突然现身于苏联。
那个时候有一位坚定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名叫梁赞诺夫，时任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院长。
正是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才陆续拉开序幕，并持续多年。
据说梁赞诺夫拯救了很多散落遗失的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其中之一。
因为是手稿，并且残破不堪，因此如何整理它直接影响了对这部手稿的理解和认识。
1927年，当梁赞诺夫以《〈神圣家族〉预备手稿》为名出版它的时候，这部手稿没有引发任何的讨论。
大约因为它混乱的排列，抑或是因为当时人们还在根本上缺乏认知这一手稿重要意义的问题域。
直至1932 年。
这一年近乎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20 世纪中叶至今最富有影响的学术流派）的创世元年。
1932年，这部改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再次被发表出来。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一版当中，手稿的各个部分之间多出了很多小标题：“资本”、“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等等，这些今天在各个版本上都清晰可见的不同段落与小标题当时被加入的时候却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
人们从中间突然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在这个体系当中，哲学与经济学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
马克思在这部手稿的序言当中这样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面对这样一段话，我想强调两件事：费尔巴哈第一， 这是马克思与他的另一位思想导师费尔巴哈告别的作品。
告别的方式在于，马克思一边不遗余力地赞扬他，另一边却已经悄悄地开始了他对于这位导师的思想游离。
所以当我们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面对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很多评价，都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其中已经开始暗藏玄机啦。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类型：经济学—哲学。
请大家注意，不是经济哲学，而是经济学—哲学，在这里，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不是外在的相加，而是内在的有机整合。
这个内在的整合关系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做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
在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种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马克思将这两个视角有机整合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很简单，当然是所有那些处于理论平面的东西都变得立体起来啦。
马克思用这一双重视角创造了一副哲学理论的3D 眼镜。
马克思很牛的地方在于，他善于用一种双重视角的审视方式，用概念、命题直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事物。
不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是如此，这部手稿虽然是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准备材料，但长久以来，却被很多国内外学者追捧，认为它写得更有趣、更丰富，更富有思想的灵气。
最初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完全看不上这部充满着费尔巴哈哲学基调的马克思的文献，将其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做过的一点读书笔记，不值一提。
只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绝顶聪明的理论家，后来被称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乔治·卢卡奇，将这部手稿视为珍宝。
有一种说法，认为1932 年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小标题就是卢卡奇所加的，正是因为卢卡奇拥有“物化”的问题域，因此读懂了这部手稿的核心话题。
而整个西方思想界也通过这部新发现的手稿重新爱上了马克思。
影响了近乎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借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长久以来，这部手稿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热门话题。
各个不同的领域不断地从这一思想当中汲取它的养分，它近乎变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藏，直到现在，还在被源源不绝地被开采着。
